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风吹麦浪：何敢从历史中观照现实

　　〔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风吹麦浪〕，一部令人久久无语的电影。
　　爱尔兰，一个大西洋中绝美的岛屿，动人的凯尔特音乐感染了整整一代NEW AGE音乐风潮，至今不退。而同时，爱尔兰是欧洲最传统的天主教国家，离婚在95年才合法化，而堕胎直到现在仍属非法。爱尔兰独立运动从20世纪初便开始但直到现在仍有北方六郡由英国行使主权，并且北爱的战争结束距离现在也还不到10年。曾经的独立战争时期的主力以实现爱尔兰统一为目标的爱尔兰共和军，现在则被定位为恐怖主义。这部电影，就是关于爱尔兰。
　　先综合一下故事的历史背景：

由于不堪长期忍受英国的统治，爱尔兰民族派于1905年成立了反英的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SinnFein意为爱尔兰人的爱尔兰)，以争取独立为其斗争目标。1913年爱尔兰的爱国志士又建立起爱尔兰义勇军(1919年改名为爱尔兰共和军)，发动城市游击战，以此来反抗英国的统治。新芬党与共和军串通一气，它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却很少插手具体的暴力，这个模式一直保持到今天。1916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发动了震撼全欧的复活节起义，一度攻占都柏林，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数万英军鏖战一周后才镇压下去，但以新芬党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在全国展开持续不断的骚扰战。影片就是以1921年12月英爱条约的签署为分界。这一条约允许爱尔兰南部26郡依《爱尔兰自治法案》在英帝国内成为一个自由邦，但仍需对英王效忠；北方六郡则依旧归英国统治。

　　电影就是从这里开始，从一个家庭里的两个亲兄弟开始。想去伦敦做医生的弟弟达米恩目睹了英军在爱尔兰的种种暴行，参加了爱尔兰共和军。由于自己人的出卖，他们的队伍被捕入狱，饱经折磨之后他们幸运的被爱尔兰看守释放。达米恩亲手枪决了告密者，年仅17岁的Chris。《英爱条约》签定短暂的和平之后，达米恩和哥哥泰迪却因为立场不同站在了内战的两个阵营。最终在一次运送枪械的任务中，达米恩被捕，泰迪下令枪决。

　　这里剧情最大的冲突在于两兄弟的冲突：爱尔兰人从英爱条约中得到的，是否够得上他们为之所作的牺牲？如果不够（的确不够），他们是否应该妥协？

　　双方都曾想避免内战，并计划共同参加自由邦的第一次大选，以成立联合政府。支持条约的自由邦政府、国民军一方尝试以同意新国家的共和式宪法(对英国君主一字不提)来换取与反条约共和军领袖们的妥协，对方也已准备接受。但是，共和派宪法以其违反英爱条约而被英国否决，英国威胁对自由邦实施贸易封锁。支持条约的一方屈服了，以自由邦的名义。此举完全破坏了两派之间的选举协定。双方在1922年6月18日的爱尔兰大选中作为敌对党派参选，双方都自称为新芬党。赞成条约的新芬党以选票战胜了反条约新芬党。共和派认为：“多数人也没有权利做错事”。爱尔兰内战爆发。
　　1923年内战结束，共和派战败；1949年在英国的承认下，爱尔兰彻底独立；2005年北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新芬党宣布放下武器、停止一切武装活动。和平终于降临，但爱尔兰人永远失去北方六郡。
　　爱尔兰这段“被低估的历史”，同世界上每个曾饱受屈辱的民族的历史一样混乱而复杂。据信双方死于内战的人数之和远远超过此前的英爱战争。内战中，反条约共和军大搞政治暗杀，焚毁破坏建筑、古迹、公路铁路，杀害英裔爱尔兰人、保皇派和新教徒，并因“为无产者而战”的左派政治信条而袭击地主和有产者，这些都使他们迅速地失去公众支持。自由邦政府、国民军一方也犯下许多暴行：自由邦处决了多位著名的共和派囚犯（他们大多在内战初起时就被关押，因而没有卷入内战），国民军经常不经审判残酷地处决被俘的共和军战士。内战过后，部分共和派重返国家的政治生活，他们的政党－共和党（从老的新芬党分裂出来），和支持条约一方所组建的统一党，现在仍是爱尔兰两大主要政党。但内战的创口，至今没有完全愈合。
　　英国导演肯•罗奇对影片尺度的把握相当客观中立，但不难看出他把同情更多地赋予弟弟达米恩一方。民族斗争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阶级斗争的诉求，甚至阶级斗争左右了民族斗争的方向与进程，这是近现代民族独立运动史上常见的现象。虽然我对左派的政治教条、口号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但也不得不承认，面对影片中饥饿的孩子、被高利贷逼得走投无路的老妇，达米恩们的疑问是很自然的：独立，何况是这种严重妥协的独立，能解决这些饿童贫妇的问题吗？当然，我相信，即便革命导师康纳利鼓吹的那个红色爱尔兰建成了，也同样不能。因此，哪怕情感上和导演一样同情达米恩这一方，理智上，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达米恩们迷惘的愤怒无济于事，妥协是必需的，人们渴望和平。那个令人厌恶的神父描绘的前景，对大多数爱尔兰人（不分贫富），确实更有吸引力－接受一个不完美的和约，让街上没有英国巡逻队，人们可以安心地去工作、上学。还有，一个战士为了再崇高的目的，都不应该率先把枪口对准自己人：内战是共和派挑起的。1922年4月，共和军占领都柏林四法庭，自由邦政府顶着英国人的压力，想尽办法避免内战。丘吉尔（对，就是他！）警告自由邦，若不采取行动，他将派英国部队进攻四法庭；为了避免英军卷土重来，自由邦政府在最后通牒无效后，才发起炮击。内战宣告开始。
　　事实上，双方的目标并无本质的不同：自由邦的国民军总司令迈克尔•柯林斯（他在内战期间在家门口遭共和军伏击身亡）一直在暗中策划北方六郡的反英游击战，并向留在北方的共和军提供武器，自由邦只是想在表面上与他们撇清。若内战不起，下一场独立战争很可能在北方六郡爆发。反而是反条约共和军的过激行为令北方六郡选择了英国：英爱双方约定，北爱尔兰的归属要由六郡的公投决定，而新教徒占大多数的北方六郡对爱尔兰民族主义非常担心，他们宁可留在英国。
　　历史就是这么复杂吊诡。

　　著名英国作家威廉·柯贝特认为英爱合并加深了爱尔兰的苦难，他说：“我看到的苦难比任何人能够想象的存在于人间的苦难更为凄惨。” 著名英国历史学者纳米尔30年代在剑桥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情不自禁地说，如果爱尔兰能够被拖到大西洋中央并且让它永远呆在那儿的话，“我们所有的人该会多么幸福!” 而诗人叶芝说道：“世界充满了哭泣，超过你能理解。”

　　这些关于爱尔兰内战的沉痛历史，并非来自于所谓历史英雄的宏伟志愿，更不是几个赳赳武夫在城头变幻的统治大旗，而是每一个身处其间的普通人的历史选择，对自由和和平的选择，而其结果，却如此令人震惊和悲伤。

　　这里的现实意义并不虚妄，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样面对了强国对我们的离析，正如爱尔兰面对英国对她的离析一样。从主权和历史情感出发，捍卫一个统一的国家是每个公民爱国意向的必然，但其中所包含的牺牲和体认，却是高叫着“宁可台湾不长草，也要解放台湾岛”的爱国青年们所缺乏的。任何激进的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张都必然是激动人心的，也由于过于激动而必然带有这些缺陷，客观上汹涌而来的激情中这些缺陷会被忽略，而主观上则必须树立更突出的敌人，以异端的恐怖来掩饰自身的弱点，将对敌人的打击作为对自我认同的强化。——那么，那些所谓异端或者敌人的立场在哪里？也就是说，台独和达赖的立场在哪里？为什么给予了近半个世纪的支持和投入，呈现了有史以来最长足发展并废弃了奴隶制度的藏族，依然会凝聚在一个独立/分裂的旗帜下，并肆无忌惮的将佛祖的仁慈与善良变成一种极端的暴力？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文明的进步中避免这种暴力，避免这些悲剧，但仅有良好的祝愿是不够的，理性的进程到底需要多大的忍让和克制？

　　　答案在哪里？

对她逝去的爱
却也让我深深地想起
故乡爱尔兰
当微风吹过幽谷
摇曳金色的麦田
悲悯之辞 难以言表
I sat
within the valley green
I sat me with my true love.
My sad heart strove
the two between
The old love and the new love.
The old for her the new
That made me think on Ireland dearly.
While the soft wind blew down the
glade
and shook the golden barley.

本BLOG主要采用了玛特关于本片的评论，非常精彩，特此说明。